台湾经济的困局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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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经济的困局与未来首篇(上)--工业革命与发达国家
台湾经济的困局与未来首篇(下)--工业革命与发达国家
台湾经济的困局与未来中篇(上)中日两国的近代工业化道路
台湾经济的困局与未来中篇(下)中日两国的近代工业化道路
台湾经济的困局与未来末篇(上)--失败的民主
台湾经济的困局与未来末篇(下)--失败的民主

台湾经济的困局与未来首篇(上)--工业革命与发达国家

最近前暨南大学教授李家同在联合报写了一篇社论:“我们需要第二次工业革命”。请大家自己去Google搜索详细内容。我个人非常尊敬这位学者,他在信息领域为台湾扬眉吐气,更为台湾的教育做出奉献,这些成就是王建明无法比拟的,他才是货真价实的“台湾之光”。文中他点明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困境,而“高科技产业”正是台湾经济目前赖以生存的基石,甚至连政治口水都开始把这当作筹码与大陆叫嚣对抗。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仔细审视“工业革命”的方方面面,以便了解发达国家何以发达,台湾又何以落后?否则我们无法找到台湾经济面临目前困境的核心原因,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让台湾人有一天过着像日本人或者美国人那样的高生活水平。
我会用三篇文章来谈这个议题:第一篇是关于工业革命的基础和发达国家何以富裕的本质,第二篇关于世界范围“中国威胁论”的生成原因及中国大陆为何富强的秘密,第三篇是台湾民主、台湾经济以及目前政治乱象的相互关联性和治疗药方。
产业生产从手工业过渡到大工业,以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并扩充到其他行业。这一演变过程叫做工业革命。
蒸汽机被用于动力机改变了纺织业的生产面貌,因此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然后人类用电力带动机器,电力被广泛运用成为补充和取代蒸汽动力的能源,钢铁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到了1978年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发明后,借由计算机芯片,人类能让工具机有“独立思想”,并且精确的完成生产任务,芯片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
今天我们生活里的MP4和抽水马桶都是古代帝王无法拥有的,因为工业革命我们才有高质量生活,否则我们只能像非洲原始部落的酋长一样看族人表演跳舞。
让我们看看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全球通史里的一段描述:
英国伟大的工业中心伯明翰之所以变得重要,就因为它为殖民地提供了种种产品:供印度用的斧子和供北美洲土著用的战斧;销往古巴和巴西、适用于贫穷奴隶的枷锁、手铐和铁颈圈….在美洲的原始森林里,伯明翰的斧子砍倒了古老的树木;在澳大利亚放牛的牧场上,回响着伯明翰的铃铛声;在东印度和西印度,人们用伯明翰的锄头照料甘蔗田。
这个时期新的需求分为两种,一种是为殖民需要的,比如杀人用的船、火炮、黑色火药、硝石等,以及殖民钉子(美洲盖房子用木头)等金属制品,另一类是加工奴隶劳动的成果:熬蔗糖用的煤炭开采、纺织工业等。这些需求是巨大的,因为海外抢劫和殖民活动发生的很迅速。仅仅北美因为盖房子需要钉子,就产生原来生产方式无法满足的需求。
它还发展起一种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生产钉子的铁器商即铁工厂老板将针条分发给制钉工人,由他们在家里加工,然后再运回去销售。到1775年,钉子制造业每年用去一万吨铁,雇用约一万名工人。任何一种经济状态,如果没有外来突发性的经济因素冲击,一般不会产生巨大的内部变革,而会持续原本的状态。没有“强盗-殖民经济”,不会产生欧洲内部新的、强烈的生产力变革需求。欧洲会持续已经延续了500年的中世纪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结构西方国家的“强盗-殖民经济”引发了工业革命,这是个什么样的经济体系?
英国人等从非洲捕获和贩卖黑人到美洲,在美洲和印度用奴隶劳动生产大量的粮食、棉花、甘蔗、烟草、咖啡等产品运回本国(鸦片当然运往别国)。这就形成了三角贸易:非洲--美洲--欧洲。另外一个三角贸易是用在殖民经济中赚来的钱与中国人做生意。新产品、新路径、新方法成就了大英帝国。到18世纪末,工业化革命前,英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人利用土著劳动力挖掘出许许多多的银子。德累克在对西班牙人的一次私掠巡航中,获得了等于其远航投资额的4700%的利润。伊莉萨白女王为他提供了几条船,也分得一些股份,净赚250000英镑。她将其中一部分投资于黎凡特公司,该公司的利润后又用于创办为英国赢得印度帝国的东印度公司。
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德雷克用‘金鹿号’带回来的掠夺物完全可以看作是英国对外投资的源泉和起源。”非洲也以几十万奴隶被掠去充当美洲种植园的劳动力的形式为欧洲冒险家提供了巨大利润。比奴隶贸易本身更有利可图的是由奴隶劳动力经营的甘蔗种植园。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主是当时的巨头,只有以往在印度发了财的“大富翁”能与他们相比。这些人挥霍无度、开销惊人,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更值得注意的是几个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非洲公司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公司如莫斯科公司、哈得孙湾公司以及南北美洲的种种陆上殖民地公司的生利的收益。
实际上,布里斯托更因为成为奴隶贸易和蔗糖贸易的中心而成为英国的二等城市。当地有位作者写道:“没有一块砖不是用奴隶的血凝成的。豪华的宅第、奢侈的生活、穿特殊制服的仆人都是财富的产物,而这种财富是用被布里斯托商人们买卖的奴隶的苦难和呻吟制成的。”
工业革命不会凭空发生,变革生产力需要大量资本,上面的历史事实解释了英国资本累积的史实过程。除此之外它还需要两个基础:
第一要限制封建制度在经济上的决定性影响力,必要时废除。封建制度下,“你的是你的,你却是我的”,限制封建制度的最大理由在于保证个人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否则无法提高生产的积极性。我的命如果是你的,那么我再怎么努力工作还是会被你拿走。只要政治经济上保持奴隶制就无法完成工业化,例如印度和西藏。完全废止奴隶制的国家才有工业革命的条件,如日本。
第二要强力压缩大地主在农业上的比重,方法是土地改革。这和第一个条件是一体两面。确保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才能提高农业生产量,农业剩余才有可能成为市场发展的基础。农民多收获50公斤稻米卖到市场上,就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也才有心思去改善农业技术。连吃穿都顾不上了,能指望他们搞实验提高产量吗?指望开明的大地主提升农业技术更是缘木求鱼。压缩大地主的农业角色后,也才能顺势引导他们把资本投入工业生产。没有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都无法产生工业革命,例如东南亚和南美。
上述两要件对西欧不起作用,因为当地贵族势力总保持着经济、政治和军事独立。早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活动是皇室独资,利润八成以上归皇室。见钱眼开的情势下,合作经济很快出现,因此每次海外冒险都可借筹资完成。出资人可以是任何人,封建制度这时就剩形式。荷兰人青出于蓝,用全民参股“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方式更好的实现平等。
“东印度公司”首先发行股票,股票可以买卖,增加了风险规避的条件。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外国人都可以买这里的股票,只要你愿赌服输。女仆、小贩、渔民、铁匠、贵族、平民、将军、士兵、王室、商人…几乎欧洲大陆的每个人都能在这场对全世界的抢劫和奴役中获取好处,只要你买了股票!这种以契约为基础的经济分配基本规则就是“按股分红”。假如同样持有10荷兰盾1股的王室一年分5盾,贵族分3盾,铁匠分1盾,女仆分10分,这个公司最后只会剩下王室独资。因此按股份分红,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非常普遍。有这种好康的发财机会,西欧不需要解决东亚国家的土地集中问题,去东方才重要。
英国人照章画葫芦,结果英国发现了更好的生财之道:贩卖黑人+农业生产。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从非洲抓满整船的黑人再说,然后卖到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和北美的英国殖民地。这些“移民”开拓了面积远大于整个欧洲的庄园,加上在印度奴役印度人种植棉花和鸦片,英国人建立起一个新的经济体系。这个经济活动方式成为17世纪到18世纪末“最先进的生产方式”,自然也带来最“丰厚”的利润,最后引发了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随之而来的流动人口会升高社会对立,就业压力会转变为劳资对立和争取参政权,而产业资本也需要面对原料短缺和市场扩张的问题。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原料短缺使英国向海外“寻求”充足供应的棉花和市场。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电气化”让产业对市场和原料的需求更是殷切,这个时候“钢铁”成为解决问题的良方,生产在线源源不绝的钢铁不但是产业基石,更是军事工业的基础,“对外扩张”成为一石数鸟的妙招。
工业革命先行国家例如英美法可以用殖民地来解决原料和市场问题,顺便引导人口流向殖民地就业,今天的印度、澳大利亚、南非和香港就是英国皇冠上的明珠。法国有西非,美国则有西部大荒野等着移民去开发。原理换汤不换药,无非“枪杆子在手,本爷永远正确”。
“仗剑经商”让英法两国国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平和世界地位,更重要的是产生一种“良性循环”,对他们而言是福利,对殖民地人民来说却是灾难。殖民地的年轻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不孤注一掷的前往“宗主国”发奋求学,回家乡后成为统治者的“代理人”,例如李光耀和岩里正男之流;要不一辈子奔波劳碌,当个平庸的小老百姓,有口饭勉强温饱就谢天谢地,例如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民。
殖民地的好处是一言难尽的,首先是充沛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英法在各自的殖民地内用关税和行政手段排挤其他国家生产的工业产品,并且用高昂的价格加速其本国的资本累积。而本国国民在殖民地不但享有优厚的就业条件和待遇,更占有司法审判上优势。有了充沛的资本累积,更为了应付潜在军事冲突,技术改良必不可少,确保军事优势成为重中之重,两国也因为军事优势演变为帝国。
这一切让英法两国的发展日新月异,军事和工业相辅相成,工业和商业同心协力,军事和商业缺一不可。基督教教义中的“三位一体”在帝国主义时代有了全新的面貌和内涵,信奉了一千年的上帝终于让英法子民生活在奶酒之乡,“我们要领导落后地区人民开化”成为当仁不让的使命,让全世界沐浴在“帝国的光辉之下”成为终极目标,不管宗教或政治皆然。
好日子总有尽头。工业革命后进国家如德国日本也想过上好日子,但无法比照办理,殖民地已被英法等国瓜分,为了解决原料和市场问题,甚至为了打破封锁,唯一手段只能诉诸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么开始的,第二次大战尤为明显,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和德国的“雅利安人生存空间”都是形而上学的鬼话,本质还是“强盗-殖民经济”。

台湾经济的困局与未来首篇(下)--工业革命与发达国家

物理学中的永动机是指不停做功的机器。工业革命中的军事工业联合体就像物理学中的永动机,只要细心维护并且供给充足原料,就能为本国人民高质量的生活持续做功,做出贡献。而钢铁工业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一切都是以钢铁为基础。
为什么?
钢铁工业不仅代表钢铁冶炼,还包括化工和材料等工业。煤矿开采完后首先需要炼焦,将其中的硫和其他成分分离出来,例如煤焦油用以生产纺织业用的染料,苯提供给有机合成工业,譬如制药。炼焦是早期最重要的化工产业,后来重要性排名被石油化学工业取代。塑料产品是石化工业最重要的贡献,没有塑料,我们今天的方便生活完全是泡影。
化工产业在军事上可以生产炸药,农业上生产肥料,用来生产炸药肥料的石油就如同生命一样无比重要。除了石油,工业永动机还大量需要各种原料,例如镍、铬、铀、铝、锰、铜等矿物,这些东西除了保证军事上的优势,也能保证国民的生活水平。
为了确保石油和各种矿物原料的供给,美英法德日俄等列强无不发展强大军备,也就是以钢铁为核心的产业,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大打出手。所以工业革命的核心就是铁,工业时代就是铁的时代。拥有石油,却没有足够的强大的钢铁工业保护自己,下场会如同今天的伊拉克。拥有钢铁,却没有足够的石油,列强的动作必定是军事出击,好比今天的英美和二战时期的日本,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明白保证工业永动机的原料供应是何等重要的任务!
为了让工业永动机持续运转,所有的产业都是必要的,而且一定要能本国制造。轮胎、飞机、造船、汽车、铁路车辆、工具母机等一个都不能少。发展的越齐全,综合国力就越强,各产业还能彼此提携,促进发展。“市场狭小”、“比较优势”、“贸易分工”、“进口替代理论”。。。这些理论在列强眼里全是狗屁。除非确实落后太多,需要引进研究,否则外购根本不考虑。
商业金融资本的主要任务是为了繁荣本国市场,尽力支持国内的技术开发体系,以便创造良性循环。别人来买本国的工业产品没关系,但本国的市场不允许被外国公司侵占。金融全球化的理由之一是为了阻击潜在的竞争对手,本国金融市场则不开放。金融资本的另外一项任务是推广本国货币在全球范围的使用,持有本国货币越多,本国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就越大。落后国家如果突然有了巨额资本,由于缺乏强大的本国工业,自然也没有足够的军力,只能被迫投资列强的产业,例如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
军事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内容,没有强大的军事能力,商业资本和工业产品就缺乏临门一脚。英国人用鸦片战争才迫使中国打开口岸,美国的佩里舰队用炮轰才迫使德川幕府开放通商。二次大战后,美国完整继承了英法两国原本在世界上的位置,成为世界霸主,原因在于美国复员辽阔,人口比英法总和还多,矿产丰富而且位于本土,相较英法从殖民地进口更容易确保安全,加上运用了科学化的工业工程管理,辅以适合美国移民社会的生产组织体系,美国凭此才能彻底击败日本德国意大利。
从历史角度来看,德国日本确实战败了,但从“打破工业原料的垄断”来看,德日是成功的。他们借由战争让英法殖民地大范围的独立,从此可以用金钱来购买工业原料,确保各自的工业永动机顺畅运转,同时用产品的质量优势获得世界市场。用于购买原料金钱只能算零头,工业产品换回来的收益远比原料多的多。
二战后的电子科技发展最终导致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竞争内容在原先的基础再加上吸引人才和资金投入开发的强度。李家同教授所说的FM集成电路就是核心内容,可以理解成CPU,或者微处理器。这些计算机芯片对于产业发展非常重要,应用广泛。通过程序编写,我们能细致的控制自动化工具进行生产,甚至能取代经验丰富专业生产人员,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军事上我们能提高侦查设备的运行速度,例如敌军雷达信号追踪,远方战斗机的定位,陆军火炮的瞄准计算,还能提高商业交易速度和成本,例如电子交易。性能优越的芯片在战时更是确保自身军事优势的平安险。
德国把FM集成电路当作“杠杆支点产业”,日本则称为“产业之米”。德国一向出口精密的加工工具,用集成电路提高精度后的工具可以确保德国优势;日本则把芯片应用在家电、相机和汽车上,用电子化在世界市场上攻城略地。这些就是李家同教授所说的高附加价值产品。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所创造的资本累积不但为下一代的新产品作出贡献,也促使芯片更军事化,结果是列强能让自己的地位不受后来者的挑战。
这些还不够。为了万无一失,还需要对未开发国家或者开发中国家进行“人才吸血”,以便彻底摧毁来自这些地区的潜在挑战。利用本国已经拥有的高质量生活环境和研究机会,加上提供奖学金,向全世界招聘有用的人才。“损不足以奉有余”是工业发达国家万年不变的一贯方针。
如果我们把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看作一个人,那么血液是商业金融资本,身体是工业生产体系,心脏是科技开发,身体披着一层坚实精良的盔甲。一个手无寸铁的酋长与这样的对手对抗会有什么下场,其结果只能是曝尸荒野,非洲土著、南美印加人、北美印第安人等毫无例外。
工业发达国家都是民主体制,但实行民主体制是否能保证成为工业发达国家,甚至列强?
不可能。为什么?
因为列强间在外交上的尔虞我诈和军事上的磨刀霍霍从没停止过,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会这样。民主人权是他们用来圆场的客气话,确保他们自身利益才是真的。更何况这些列强本身民主进程不同,控制列强的也不完全是人民。
越是工业革命先行国家,例如英美,它们的民主化程度就越高,给予人民的政治权力就相对较大。但工业革命后进国家民主化的发展就相对缓慢,它需要集中国家的一切力量急起直追,没有本钱进行民主化尝试,所以政治集权成为首要选择。例如日本的民主化就贫乏的可以。金美龄敢在日本大声批判昭和天皇吗?要知道昭和天皇是掀起日本二战的罪魁祸首,如果东条英机是A级(甲级)战犯,昭和天皇就是S级(Super)(特级)战犯。东条英机在东京大审判里一开始的供词毫不避讳天皇的罪责。国民连批判元首的自由都没有,它的民主算什么?
实际控制这些列强的到底是谁?
美国:摩根大通公司、美国银行、杜邦、通用汽车、通用电气、石油产业等。
日本:三井集团、住友集团、三菱集团、三和集团、芙蓉集团、第一劝银集团等。
德国:蒂森克虏伯、西门子、IG Farben,Basf等。
法国:Total、Elf等。
我们可以在每个列强发现类似的结构,这些集团所代表的正是“工业永动机”的核心部分,它们不但输出原料供其他中小企业加工,还可以肩负起技术开发的重责大任。它们善尽职责的为本国国民提供高质量生活的保证,但它们永远也不会被民主体制所左右,除非整个国家被摧毁。
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强盗-殖民经济”有新的花样。方法是把发达国家里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转移到开发中国家,同时用知识产权迟滞开发中国家的技术开发速度,再适当配合商业低价倾销战术和债务陷阱确保本国在区域经济体系中的高端支配地位,使开发中国家成为本国隐形的劳动力和市场补充。
未开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认清这种形势,自立自强的坚持建立自己的工业永动机,到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工业化失败。但失败了也不奇怪,工业后进国家最后步入发达国家之林的也只有日本而已。
工业革命的基础是“军事工业永动机”,发达国家富裕的秘密是“强盗-殖民经济”,就这么简单。

台湾经济的困局与未来中篇(上)中日两国的近代工业化道路

第二篇我们来探讨令世界关注的“中国威胁论”生成原因及中国大陆富强的秘密。
台湾人非常反感中国大陆的一党专政和共产主义,觉得台湾的利伯维尔场经济优越无比,是正义的一方。比起中国大陆,台湾人还是比较喜欢日本,觉得日本既进步又有礼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连钓鱼台都考虑当成礼物送给日本。那么我们就从利伯维尔场经济的角度回顾一下近代中日两国的历史,顺便看看后来的中国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这一切和现在的中国经济又有什么关系?“中国威胁论”从何而来?中国大陆为什么富强?
今天的台日关系和钓鱼台问题是甲午战争所留下的直接遗产,战争的结果使近代中国国运急转直下。这场战争对中日两国意义非比寻常,因为这是两国在开展各自工业革命后的第一次冲突,等于是两国工业革命成果的一次总验收。日本胜利的结果,使日本跻身为东亚列强。没有甲午战争的胜利作为基础,日本不可能有信心发动日俄战争,更不可能成为东亚霸主,发动后来的“大东亚战争”。失败的中国在战后加速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半殖民地化的命运,更猛烈的内部矛盾随后爆发出来,“庚子拳乱”可以看成是中国民间一次寻求自强的尝试,但错误的开始和错误的方法,使中国必须偿付有史以来最大的赔款,间接导致了清朝的覆亡。从1930年代开始连续15年的日本大规模侵略战争中,中国遭受无比惨烈和骇人听闻的奸杀抢掠,直到抗战胜利为止。这期间死于非命和家破人亡的中国人又何止数千万?
首篇文章我们知道工业革命时代就是铁的时代,钢铁工业的强大程度决定了战争潜能。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日两国工业革命成果的不同?我们必须回顾中日两国的大炼钢运动同时做个比较,才能找到答案。
台湾人喜欢日本,所以我们先看日本。
当日本的佐贺藩从长崎的荷兰人那里听到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消息后,给当地武士的心底产生了巨大震撼,中国这个巨人竟然被西欧打败了!他们的反应是必须扩张军备,因为下一个可能是日本!1842 年,佐贺藩按照荷兰文的《Liege炮兵工厂的大炮铸造法》的日文译本建设了铸炮用的熔铁炉-反射炉。受佐贺的影响,首先是同在九州岛岛的萨摩,接着是水户也建设反射炉,然后扩及到长州、冈山等藩,最后全日本各藩国都投入大炮铸造运动,这是日本的第一次大炼钢。这场大炼钢运动的本质原因是出于备战考虑:邻藩有大炮,如果自己还只顾赚钱,哪天要是彼此间发生矛盾争执,钱只会是属于有大炮的,所以你造我造大家造。
武士们对建造巨大建筑所需的基础和强度知识一无所知,反正按图施工就是了。武士们组织日本社会的各类传统工匠强行土法炼铁,直接建设熔铁反射炉,然后按书上一字不差的操作反射炉,目的只是熔铁铸炮。武士们违背科学规律强行推动炼铁的结果:萨摩藩的反射炉基础不牢,炉体逐渐倾斜后解体;水户藩的反射炉烟囱则被台风吹倒;只有佐贺藩稍有突破,开始正规实验,但为期3年7个月的16次试运行全部以失败告终。即使如此,武士们还是不后退更不信邪,抱持着“如果做就能成”的态度继续干下去。
在武士们开展铸炮运动的同时,日本的兰学家们也正密切关注各藩的铸炮进展。对佐贺藩遇到的困难,他们认为使用传统反射炉制造的铁溶解困难,就算成功溶解铁矿石也无法制造优质大炮,用高炉从矿石炼铁是更好的选择。另一方面,面对出现越来越多的技术难题,佐贺藩认为必须深入和系统的研究铸炮业,于1852 年成立“精炼方”,负责研究冶金、铸造、蒸汽机、蒸汽船,并聘请大量外藩人员,它相当于日本近代最早的工业技术研究所。这些研究和事业需要的资金庞大,即使富裕的藩国筹集资金也非常困难,各藩国在铸炮运动中开始意识到破除行政疆界隔阂及整合全国资源的必要性,从而为将来推翻德川幕府,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行动迈出第一步。
任何角落总有贫富差异。看着富裕藩国的大举炼铁,贫困藩国除了如热锅蚂蚁般干着急外,只能另想办法。钱少只好勤动脑,毕竟天道酬勤。日本东北的南部藩总算找到了商人出资,聘请大岛高任担任技术指导建设制铁高炉。这个根据荷兰书示意图,炉高20 英尺,按照日本土法建造的“大岛型”高炉,于1858年12月制铁成功。大岛型高炉对日本来说是革命性的技术突破,用水车送风,木炭消耗为传统反射炉制铁的 1/3,而且是半永久的制铁炉,不像传统反射炉需要废弃。但大岛型高炉仍然有缺点,它的风箱送的是冷风,炼铁单位消耗燃料多,炉温低,不容易维持铁的熔融状态,只能连续运行4-5天。大岛型高炉的意义是为后来明治维新建设的国营釜石制铁所提供技术和人才准备。1880年,占日本全国预算庞大比例的国营釜石制铁所竣工,采用全套进口设备,此厂原是为兵工厂预备的,可惜当时日本负担不起焦炭炼铁,又因为当地木炭短缺,进口设备水土不服,与当地铁矿石不能良好配合,很快便关厂。当时的日本非常贫穷,因此关厂是个财政灾难,日本的第二次大炼钢以经济倒退10年作收场,但武士们不气馁,打算继续干下去……
大岛型高炉生产出的是白口铁,而兵工厂需要灰口铁。灰口铁中的碳是以游离态的石墨微结晶形态出现,在切削加工时,石墨可以作为润滑剂,可以作为机械加工的铁。白口铁则质地坚硬不易生锈,适合传统锅具和刀具市场。在给大岛型高炉加装热风炉以提高炉温后,大岛型高炉也开始能生产灰口铁,被称为釜石铁,但釜石铁还是过于坚硬不适合机械加工。
从成本角度看,等重量釜石铁的价格是进口铁的2.3倍,兵工厂却依然是釜石铁的忠实客户,为什么?因为釜石铁的老板有极强的政治背景。这种交易无视利伯维尔场经济而且浪费税金,可制铁所因为有这个铁饭碗才能稳定发展。第三次大炼钢算成功一半,武士们继续干下去。
从技术角度看,焦炭比木炭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炼焦过程中产生的可燃气体可以做高炉燃料,可惜日本还是负担不起。技术的改良持续进行。经过科学计算,大高炉焦炭消耗率低,焦炭的火力足,总成本还是划算。为了适应解决铁矿中的高硫问题,在炼制过程中多添加石灰石就能解决。更重要的是,原先国营釜石制铁所的进口大高炉还很完好,改造一下就能用焦炭炼铁。武士们用双手应验了“如果做就能成”这句话。日本不但“能够”, 还“知道”如何生产全套制铁设备,第四次大炼钢完全成功!
这里有个大问题。研究炼钢吃力不讨好,从西方买钢铁就好,何必自己费心制铁炼钢?用比较优势拿丝绸去换西方钢铁不好吗?买进口设备炼钢不也可以?1874年日本借牡丹社事件出兵台湾,租列强的船运输部队,这时列强为自个儿的利益拒绝日本,日本连军队都出不了海。在透视“列强行为准则”的真面目后,日本下定决心要自立自强的把工业革命干到底。从制铁的土产高炉开始,最后全面使用先进的焦炭炼铁技术,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经验和技术人才,武士们明白这个道理能应用到所有产业,于是“殖产兴业”带动了日本全面发展,造船厂、兵工厂、铁路、纺织,它们都得到大量政府补贴,根本没有利伯维尔场经济。
中国讲求有效率的利伯维尔场经济,“造不如买,买不如租”,速度至上,阿斯本舰队就这么从英国开到中国,最后却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也没得到。日本是武士当家,中国当家的文士们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叛乱中明白列强的实力非比寻常,心动不如马上行动: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65年李鸿章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66年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67年崇厚创办军火机器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数年间现代兵工厂在中国可算遍地开花,这些官办工厂在违反利伯维尔场经济的前提下隆重成立,按理强兵富国指日可待,怎么到后来连蕞尔小国的日本都打不赢?
中国史书追究原因说中国封建制度腐败是最大原因。在日本上下大建铁路的当下,中国第一条铁路因为官民反对而拆除,问题是最后拍板定案的皇室正是极权的典型,怎么这时会从善如流的照章办理?原来中国要尊重利伯维尔场经济规律。当年清朝官办的兵工厂造船厂进口材料和机器,为累积技术储备还愿意提高工资吸引人才,甚至海关的税银都投入了,决心可谓无比坚定。但尊重市场机制的大臣们上书“糜费过重”、“与民争利”、“性能不如洋货”,“极权的清朝”体恤民意而且从善如流,反正节省银子的事情办起来大家都满意,官员还有机会中饱私囊。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除非有利可图,谁肯去研究制铁?就算某人成立制铁厂,没有政治背景的铁饭碗合约也根本不可能活下去,这就是汉阳铁厂迟至1890年才竣工的经济背景。“御外侮”是场面话,“挽利权”是真心话,只因为“进口铁”导致“庞大的贸易逆差”。日本武士们知道铁矿石和制铁设备相互配套的重要性,透过牡丹社事件明白“列强的定义”,无视利伯维尔场经济坚定贯彻独立自主,并用坚持补贴建立了配套的造船厂兵工厂;中国文士们认为有进口设备就能大炼钢铁,阿斯本舰队事件纯粹是独立事件,坚定利伯维尔场经济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造船厂兵工厂要和舶来品公开竞争,政府补贴绝对不合理。
清朝祖训是“永不加赋”。英国国王要白纸黑字的大宪章才能自律,清朝皇室有先祖训示的家规就能贯彻,中国人凭什么觉得英国政治体制月亮比较圆?所以就算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后盖颐和园也只能“挪用海军预算”,不能加税。颐和园好比今天的豪宅,可以被视为房地产行业。颐和园的雕梁画栋好处是非常多的,不但能提升中国工匠的技术水平,促进产业升级,彻底发挥清朝的贸易比较优势,还能多赚点西洋白银。至于费钱的军工产业要耐心等待资本累积,扰乱社会秩序的铁路更要仔细评估。反正GDP看起来都差不多,拼经济也确实看到成效,皇室完全有本钱信心充足的去开创光明前途。从这里我们能确定清朝是开明科学的,以民为主,当然也是民主的。
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海战方面,威震亚洲的北洋海军在“镇远”、“定远”的带领下实际上跟日本舰队打个平手,但龟缩在港中的北洋海军最后被海陆夹攻毁灭。陆战方面,清军初期大量杀伤日军,但租来的运兵船在海上被击沉后,加上缺乏海军切断日军后续兵力,清军一直溃退到鸭绿江,最后战败。马关条约除了失去琉球台湾外,相当于日本10年全国预算的两亿两白银就这么丢了,而且埋下今日台湾问题的种子,接着发生在清朝的骨牌效应人尽皆知。
清朝为什么失败?信奉利伯维尔场经济的文士们自作自受。遵行“利伯维尔场经济原则”就没必要建立制铁厂,用“比较优势”换取舶来品即可,所以也无法解决造船厂兵工厂原料昂贵的问题,然后发现耗费太重,又不愿意政府补贴,只能想办法减产关厂。等到1890年必须赶忙建立汉阳铁厂的时候,发生铁矿石和进口制铁设备不配套的问题,生产停顿,还是不愿意政府补贴,大规模的建设铁路短时间内就更没可能。在没法降低陆运成本的前提下,整合国内区域市场和降低原料运输成本纯粹是空谈,工业循环体系当然从缺,工业技术当然是零,整个国家还是大刀和弓箭的农业时代,而且还是信奉利伯维尔场经济的。1894年的清朝就是用这种真实的社会经济体制,去面对影响今后五十年中华民族命运的甲午战争。
黄海海战中的北洋海军呈现训练不足是合理的,没有制铁厂生产原料,兵工厂成本太高,弹药储备当然只能靠舶来品,扣除备战弹药,平时自然无法进行高强度海战炮击训练,一旦碰上高强度的黄海海战就会越打越弱,因为北洋海军无法修复所属舰队。剩下的战术选择只能用“舰队存在”伺机打击日军的补给舰队,期望降低日本陆军在朝鲜的战力,减缓入朝的清朝陆军的正面压力,所以李鸿章下令“保船制敌”在战场指挥上是完全明智的,中国史书还说他迂腐!?日本明白北洋舰队存在的威胁和影响后,用海陆联合强攻威海军港,北洋海军只能背水一战,最后壮烈覆灭。由于清朝不造船,也自然无法组织大规模的民用支持舰队支持入朝作战的陆军,只能找列强租船,等北洋海军被海陆夹攻消灭后,就更不可能再租到船支持入朝的清军。清朝陆军的大退却实际是缺乏补给的表现,无法补充兵员、弹药、粮食,东北也没有建设铁路供军队迅速集中兵力,清军在高烈度的消耗作战下能不退却吗?
日本为什么胜利?当时的国会议员想通过民生法案的结果是被警察驱逐出场,然后强硬派单独表决通过备战型经济决议。当民生法案被迫通过后,政府的选择是直接解散国会,让议员回家吃自己。日本当时的税率实际达到了五公五民甚至更高,而且投入全国财政资源的60%让军工产业有铁饭碗活下去,还不计一切代价的建兵工厂、造船厂、铁路,军队进行“月月水火木金金”(周日视同周一;周六视同周五,亦即每日训练)的训练,甚至国内引发暴动也毫不考虑的武力镇压。高烈度的黄海海战开始后,炼焦厂加班炼焦、制铁厂加班制铁、兵工厂加班增产械弹、造船厂加班修船,以这些近代工业为轴心,工业永动机的威力开始体现出来,这种现代战争的补给系统最后消灭了北洋海军,更是日本陆军逼近中国东北的原动力。日本付出一切努力坚持到战争结束后,成果是拿回两亿白银来缓解国内经济危机;打开清朝的市场;获得台湾和朝鲜做未来的市场和原料补充。反观中国,永不加赋的民主皇室决定缓建与民争利的铁路,天道酬勤在此偏向日本明治维新,清朝自强运动赢了才是怪事。
为什么利伯维尔场经济无法建立工业革命的军工钢铁产业?因为它们在初期绝对是惨赔的。
英法美三国能顺利推动工业化的原因是他们可以有外部补充,用剥削非洲美洲大陆的资源做惨赔的本钱。首篇我们看到欧美的工业化动力来自肮脏的贩卖奴隶和三角贸易促成资本积累,然后升级的军事武力提升对此种三角贸易的垄断能力,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争夺海上霸王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只有霸主才能吃肉,其他国家只能喝汤。德国幸运搭上第一次工业化的末班车,用傲人的80%国民识字率和高效的教育体系赶上英法。工业化出现的社会紧张在德国同样出现,重点倾斜工业的结果是高度军事化。举世闻名的德国参谋本部是蒂森克虏伯为首的德国军工产业最大客户和支持者。普法战争后的50亿法郎赔款不但救了德国经济,还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煤铁矿区,更加提高德国工业永动机的潜力。
列强在完成第二次工业化后开始走上全球扩张殖民的道路,它们的工业永动机比第一次工业革命需要更多原料和更大市场,任何国家如果打算靠纯粹的利伯维尔场经济累积工业化资本的尝试都会是徒劳无功。列强首先会要求未开发国家和开发中国家开放港口,同意通商和船只补给,识相的国家会同意,不识相的会被狂轰滥炸到同意为止,然后列强会用自身大批量生产的纺织品和工业品(火柴、钟表、肥皂、军火等)倾销,这只是地狱的开始。中日可算特例,中国可以靠茶叶、陶瓷、工艺品大量换取欧美白银,日本则可以靠少量丝绸。中日对列强的贸易初期是公平、平等、自由的,但阴狠的列强随时能用军力掀桌子逼你玩它自己占便宜的贸易。果不其然,列强用鸦片“平衡贸易逆差”,中国被逼查禁烟毒,迎来的立刻是军事侵略的狂轰滥炸。真金白银、各种原料、当地市场永远是让列强最兴奋的战利品。

台湾经济的困局与未来中篇(下)中日两国的近代工业化道路

鸦片战争的战败证明没有军力做后盾,就算在商业领域筹集到资本也迟早会被抢掠。中日开始工业化的时候,连德国的条件都不具备,加上欧美国家此刻在全世界开展全方位侵略,因此这个时期筹集工业化资本所剩下的唯一途径是更完全的国家集权和经济补贴!起步更晚的中日两国更不可能找到除了自力更生以外的第二条路,不止如此,两国还必须完成“铁的国产化工业生产”才能稳固跨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钢铁两个门坎。日本和清朝各自的兵工厂造船厂为这个时期的工业化难度和工业化失败结果做出最好的正反例证。中国坚持利伯维尔场经济,不补贴制铁造船兵工各厂,不坚持采用国产武器,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技术储备,也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工业永动机,对其他产业如纺织和机械工具等旁支产业的提携作用也就无从谈起。随着列强进一步发展,面对来自更强大工业永动机所支持的列强军事挑战,中国下场只能屡战屡败,丧权辱国,很快的清朝历史就此写下句号。
筹集资本的方式需要相对适应的政治体制。如果英国算列强中最民主的,稍后发展的法国比英国更极权,德国比法国更极权,因为这是筹集和分配资源的必要手段,由于德国本身是一个强调秩序的国家,并没有对市井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对已经稀缺资本的中日两国来说,民主体制根本是雪上加霜的死胡同,要开展工业化只能用更专制集权的方式。明治维新对应了工业化的时代要求,自强运动却沿用古老的民主合议制旧瓶装新酒。同样是炼铁办厂,日本武士们贯彻始终,中国文士们瞻前顾后;拿刀的武士们用军事暴力解决政治矛盾,拿笔的文士们用奏折论战选择经济优先,结果甲午战争后日本经济步步高升,中国经济垂直掉落。
筹集资本的另一个商业途径是土地改革,引导资本投入工业发展。不过这触及中国社会精英的利益,跟抄家的意义一样,是人人闻之色变的做法。讽刺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因为农民经济问题而引起,中国历史一直在一个长期和平,但每隔300年一次的全国性暴动周期中循环。小说“赛金花”写实的表现了农业社会中大地主的社会经济影响力。假使有个开明而且科学的地主投入研究炼铁,也出资成立炼焦厂,开始点火制铁,就算有条件再好的当地传统农具和锅具市场也无法消化这些铁,所以他最后只能破产,炼铁效率越好,越符合利伯维尔场经济定律,多劳多得,他破产也越快。如果他再赌一把,建设与民争利的铁路,他得担心抢了漕运的工作或者被信仰风水的群众破坏,最好的下场是政府出钱把他的铁路买回来。开展铁的贸易也不行,因为被列强们垄断托拉斯,他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打败全体西方钢铁工业。他只能当个洋翻译或是帮洋人买卖物资的生意人,这是当时赚钱的上上策。
问题是从国家角度来看,这根本无法完成工业化,不采取手段压缩大地主也无力把农业劳动力引导转移到工业部门,不确保私有化就无法顺利推动土地改革,不土地改革就无法解决资本和劳力短缺问题,也无法集中资源投入工业技术储备。越晚工业化所面对的难题就越大,随着时间推移,还需要适度推动“均匀贫困”来累积工业资本,这就是为什么越晚开始工业化的国家,社会主义倾向越明显,甚至是共产主义国家而且用军事手段进行土地改革,并以军力为后盾实行配给制。采取这些手段是被逼的,因为无法在不受列强阻挠下完成工业化,俄国就是例子。也因此西方国家非常痛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表面说它们异常邪恶,实际理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将挑战它们的工业永动机,并且和他们争夺原料以及市场。
列强会在世界各地安插代理人以防止对列强不利的情况出现。民国初年的各地军阀本质上代表列强的在华利益,混战的表面理由是统一中国,本质上是暗助列强获得更多市场和原料。1928年国民党完成了中国名义上的统一,还同时不知不觉的继承了列强利益代理人身份。无论如何振奋人心的“黄金十年”拉开了序幕,一如中国传统习惯,“路线争议”再次出现
1928-31年间的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以“国营重工业”为主,以国防为核心的工业化计划,但因缺乏资金支持迅速结束。继任的陈公博提出以“私营轻工业”为主,以融入国际体系的工业化计划,财政部长宋子文也反对建立重化学工业。他们认为利伯维尔场经济的好处是:活用民间资本、控制政府财政支出、国际贸易分工;认为重工业发展道路不适合当时中国的理由:缺乏重工业的熟练劳动力、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和产业整合、民间资本无法回收利润、列强对本国重工业有大量财政补贴。欠缺上述任何一个条件,中国走上利伯维尔场经济道路。
中国在德军顾问的协助下建立了现代化的陆军师,这些部队在抗战初期极大的震撼日军。抗战中有四件事:德械师在南京失守后消失、国军缺乏武器越战越弱、严重的通货膨胀、普遍的政府贪污。这些现象彼此有什么关联?
“黄金十年”的本质是以私营轻工业产品、农产品、矿产交换等值的德国军工产品。中国实际上是亏本的,没有化工产业提供化肥,农产品在传统条件下的增产可以被忽略,而矿石永远比工业品便宜,大量农产矿产出口只能换少量德国军工产品。虽然尽职的德军顾问帮助中国建立初级现代军事工业,但缺乏重工业支持,进口再多的兵工厂生产机器对国军武装还是杯水车薪,甚至连机枪、步枪、子弹这三种需求都无法满足。德军机枪射击时用金属链条供给子弹,中国却只能用布条,因此机枪常常停止射击,只因为中国没有重工业。由于高级官员本身具备私营企业主的身份,利伯维尔场经济只是变形的官商勾结,用一切资源所生产的物资和利润无法完全换成军备或重工业设备。中国的战前准备实质上只有一点银子,搭配一个初具国家雏形的骨架,指挥10万德械师和百万民兵跟日军对决。当中国转向战时官方掌控的计划经济后,经济形态变成官僚的商业垄断,贪污自然是普遍的。日军侵占大面积国土和矿产资源、政府退到农产相对贫困的西南山区、缺乏化肥提升粮食产量,然后大量难民涌入,粮食短缺下的通货膨胀成为理所当然,这一切根源于中国决定采用利伯维尔场经济。各种条件决定中国打败日本的唯一策略只能是用持久战把日本拖到战败为止,代价是全体中国人无比惨重的牺牲。
走轻工业道路的中国无法提供一门火炮轰击日军,无法提供一架飞机对抗日军的轰炸机和军舰,无法让机枪顺畅的射出子弹,德械师的消失只是时间早晚,最后只能让军人悲壮的拿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如果历史重来一次,“黄金十年”的中国能走上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吗?
不可能。
这个时期的工业化难度比清朝自强运动的时代更难,凭借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海军舰队和标准化武器大量装备的陆军部队,列强已能有效率的侵略全世界任何角落,而且毫不放过任何猎物。任何国家必须完成蒸汽机和钢铁工业,还得另外准备足够军力才能“开始工业化”,最后还不一定能成功。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原因在于自身工业化程度不足,随后的共产主义革命立即遭到列强的入侵,在自己的国土上打败列强后才能开始工业化。苏联尝到被入侵的苦果后,明白已没有足够时间用轻工业道路完成工业化,同时也没有任何殖民地可以作为补充,只能直接走重工业道路。建立工业永动机的代价是高昂的,苏联矿产资源丰富,农业条件却非常差,为筹集工业化资本,解放农奴,土地矿产国有,实行军事配给制,用军事力量强迫一切资源向重工业集中,高强度开展工业化的代价是饥荒。
1928年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做到上述工作。孔祥熙当时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国民党本身需要各地的地主充任官员以掌控行政区域,命令他们革自己的命无疑是天方夜谭。土地不可能收归国有,农民也就不可能解放,“二五减租”的实况是假扮农民的地主对这个行政命令阳奉阴违,最后不了了之。筹集工业化资本在私营企业的体系里不可能完成,理由是他们认为自己赚来的钱是应该的,凭什么因为你的一个命令就把钱投资在看不到收益的工业体系里?除非政府给补贴!问题在于国民党根本没钱。中国名义上的统一意味着军阀仍然林立,国民党用军力强力推动经济上的军事配给会变成自乱阵脚。国民党加强军力的唯一途径只剩下努力创汇买武器。没有重工业支持,自然也无法建造铁路去提高部队行进速度,最后被迫掘开黄河大堤以迟滞日军进攻,结果创造了黄泛区,数百万人民必须面对饥荒和洪灾。
二战时期的日本能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大和号战列舰,生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零式战斗机,凭借的正是重工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彻底发展强壮自身骨骼的“基干产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基干产业是指工业基础产业:以钢铁和化工为代表的重化工业。第二次工业化革命早期只有煤钢工业联合体,随着时间推移,原本的钢铁工业催生机械工业;炼焦工业催生石油化工和更多种的化工产业。新增电子工业,例如海战和空战使用的雷达,早期计算器、密码机等。机械工业成为开发重点,飞机和工业生产设备都算这个类别。我们以德国海军的俾斯麦号战舰做范例:机械工业要开发最重要的酸性平炉和大型压水机。酸性平炉用来生产特殊钢,例如炮管和军用钢材。大型压水机用来加工成型大型钢结构部件,例如造船和船用钢板。化工产业提供焦炭炼钢,还生产高级炸药以提高战舰主炮的威力和射程。电子产业开发的早期计算器可以大量计算火炮角度和射程之间的数学关系,陆海空三军都能用上。机械工业提供的高精度的工作母机还可以提高上述每种产业的产品质量,但每种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技术投资,完成每个环节,才能在这些基础上建造出战力强大的战舰,没有其他替代道路。
问题是酸性平炉不是洗衣机,普通人根本不会买。这种产品必须靠政府补贴才有可能开发出来,初期也只能靠军方订单维持下去。加上技术开发的庞大费用,所以基干产业需要巨大的政府财政补贴才会有成果,这也是私有资本不愿意投入基干产业的原因。洗衣机的制造如果没有上述产业支持,绝对无法提高质量,成本也无法降低。制造洗衣机里面洗衣槽的最佳材料是不锈钢,马达轴承最好是汽车轴承,这都需要特殊钢,但特殊钢需要酸性平炉才能生产出来。为了不让洗衣槽损害女人的丝袜,需要机械工业提供高精度的工作母机。化工产业需要提供高级化工原料,用来制造抗老化的工程塑料外壳,把洗衣机包装的漂亮一点。电子产业需要提供计算器和芯片,让用户能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洗衣程序。
如果什么产业都没有,要发展经济只能进口列强的零件组装洗衣机,今天的东南亚经济就是如此。反过来说,如果具备齐全的基干产业,想生产什么产品都好办,日本就是如此。军舰和洗衣机依靠的都是基干产业,最完美的情况是洗衣机赚来的钱协助军事工业。可惜工业化难度提高,要想自力制造洗衣机,只能先造军舰,否则只有被列强侵略的下场。苏联集全国之力强力推动工业化的结果,是日本不敢军事挑衅苏联,从而确保国家安全,并且完成击败纳粹德国的工业基础。投入一切资源建立完善的基干产业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它能全方位保障国民安定幸福的生活。
1945年8月日本战败,东亚历史翻开全新的一页,中国要面对全新的争议:土地政策。国共对抗几乎是立即开始的,共产党已经完成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正在席卷华北地区。
国民党为什么剿共?不剿共的结果必定是国民党的政权彻底完蛋。黄金十年曝露出国民党依靠地主进行统治的模式,国民党不可能完成土地改革,那等于立刻自行缴枪投降。政治上也不可能采取民主,中国还是农业时代,农民人口占绝对大多数,国民党没有一人一票的政治基础,跟共产党同台选举是自杀,国民党只能选择与共产党展开全面性的军事对抗。共产党强行土改的结果是兵力大增,它先问农民“你分到田地了吗?”,然后问农民“要不要参军去保卫你的田地?”士气高昂的百万解放军很快诞生。早在江西井冈山时期红军就出现武器奇缺的窘境,长期用土制武器对抗日军工业化部队的亲身经历,使中共领导人看到工业革命和军工产业之间的关系,深刻影响后来的经济政策。
1949年10月1日,在毛泽东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口号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拉开序幕。回想过去20年的军事装备差距,毛泽东毫不考虑的选择以“重工业”主导的发展路线,开始大炼钢铁。奉行“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和清朝完全相反。
问题是工业永动机的建立需要代价,资本从哪里来?仅有的黄金储备被国民党带走,只能想办法去开采金矿。列强对共产主义是封锁的,唯一的盟国是苏联。可是苏联自己都需要从东欧获得资源,给中国的协助必定是有限度的,所以毛泽东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提高效率,整个中国变成“党国一体”,把农业剩余彻底转移到工业部门,但还是不够。中国再一次被迫土地国有以筹集任何能搜集到的粮食去投入工业化。
在建立工业永动机的过程中,会出现消费品短缺的问题,人民生活水平会下降。英法美当初对殖民地“巧取豪夺”的方式维持本国人民的高水平生活,日本用“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口号掠夺台湾农民,二战战败后被迫停止。中国的工业化起点更低,国家太大,要补充的东西太多,要如何转移内部矛盾?美国的原子弹宣告世界进入核武时代,军事行动迟早会引发世界大战。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靠政治权术转移人民注意力,各种政治运动于是开始,还可以消除内部杂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必须集权专制,也是为什么台湾人打心底要跟大陆保持距离,美国敌视“毛主义”的原因,一切因为毛泽东选择迅速建立工业永动机。
为了保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这个时候还需要研究核武器,否则迟早会被列强敲诈勒索。“要核子不要裤子”让中国人穷的连裤子都没得穿,可这比被日军强迫脱裤子,甚至永远不许穿裤子来的好。中国大陆用30年建立属于自己的基干产业,大到氢弹,小到计算机CPU,能生产几乎所有种类的军事武器。台湾没有基干产业,必须靠美国的武器援助,所以美国不让国民党反攻大陆,台湾就只能乖乖听话,一直听话到今天。
隔海的日本在做什么?二战后满目疮痍的日本,于1946年成立“经济安定本部”和“经团联”。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有泽广巳的指导下,经团联开始“倾斜生产”,无视利润和产权,把有限资源集中到煤铁工业,同时投资电力和肥料两个部门,然后以这些作为基础恢复基干产业。国民生活用配给制度解决,每人每月500日元,火柴每人一天4支,肥皂每人一年1块,一切资金来自政府全额出资的国营银行,不行就印钞票。战时的军工产业工人战后被迫失业,经团联让制造火炮瞄准具的Canon公司去生产相机和镜头,改造商船,实在不行去种树。机会再次属于有准备的日本,韩战中的美军需要日本,有了经团联的指挥体系,再加上美国援助,日本复兴加快了进程。这时候的日本和共产主义的中国根本没差别。台湾人既然喜欢日本,那么台湾人用双重标准看待日本和中国大陆就是有问题的,也是有理由的,我下篇会提原因。
相比日本,中国也用一样的体制,只是换个名字。中国共产党就是经团联,国营企业完全服从党的领导。日本人能共体时艰,可是中国人很难做到,中国的周围环境也没有日本那么安定,政治运动是必要的,但这一次党员们发挥与武士们几乎一样的角色主导中国工业化。当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基干产业的爆发力很快展现。今天中国能快速抢占原本属于列强的工业产品市场份额,能快速仿制出类似的产品,台商能在大陆发展那么顺利,完全是中国大陆的基干产业在后面的帮忙。
中国能继续成长,最大的原因就是有一个跟日本经团联一模一样的共产党进行中央协调,时不时的回忆艰苦的红军年代更让中国坚定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台湾就算知道有多少导弹瞄准台湾,就算偷到相关技术资料,没有基干产业也无法生产这些武器。更何况这些军事武器需要卫星定位,台湾只能用美国的卫星定位系统,美军等于间接控制这些武器的使用时间和使用方式,台湾毫无自主权,每年还需要用台湾的国防预算心甘情愿帮美国准备养着这些武器,形同排挤台湾的教育和社会福利预算。最惨的是连技术转卖他国套利也不能做,因为台湾需要购买美国武器。这一切坏处都是因为台湾缺乏基干产业。
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没有缺席,中国靠自己造出了龙芯。如果知道怎么设计复杂的CPU,那么设计用于洗衣程序和火炮瞄准的芯片就更容易了,用于破解情报密码和仿真气候变化的大型计算机也不会太难,不管是“杠杆支点产业”还是“产业之米”,中国可以全方位的与列强逐鹿天下。
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毋自暴自弃,毋故步自封,光我民族,促进大同。创业维艰,缅怀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务近功。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
信奉“毛主义”的中国清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重要性,不但让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列强,而且让中国人民逐渐富裕。出现“中国威胁论”一点也不奇怪,中国富强更是理所当然。他们比台湾更好的诠释了国旗歌里的精神,只因为他们打造了中国的基干产业。

台湾经济的困局与未来中篇(下)中日两国的近代工业化道路

鸦片战争的战败证明没有军力做后盾,就算在商业领域筹集到资本也迟早会被抢掠。中日开始工业化的时候,连德国的条件都不具备,加上欧美国家此刻在全世界开展全方位侵略,因此这个时期筹集工业化资本所剩下的唯一途径是更完全的国家集权和经济补贴!起步更晚的中日两国更不可能找到除了自力更生以外的第二条路,不止如此,两国还必须完成“铁的国产化工业生产”才能稳固跨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钢铁两个门坎。日本和清朝各自的兵工厂造船厂为这个时期的工业化难度和工业化失败结果做出最好的正反例证。中国坚持利伯维尔场经济,不补贴制铁造船兵工各厂,不坚持采用国产武器,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技术储备,也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工业永动机,对其他产业如纺织和机械工具等旁支产业的提携作用也就无从谈起。随着列强进一步发展,面对来自更强大工业永动机所支持的列强军事挑战,中国下场只能屡战屡败,丧权辱国,很快的清朝历史就此写下句号。
筹集资本的方式需要相对适应的政治体制。如果英国算列强中最民主的,稍后发展的法国比英国更极权,德国比法国更极权,因为这是筹集和分配资源的必要手段,由于德国本身是一个强调秩序的国家,并没有对市井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对已经稀缺资本的中日两国来说,民主体制根本是雪上加霜的死胡同,要开展工业化只能用更专制集权的方式。明治维新对应了工业化的时代要求,自强运动却沿用古老的民主合议制旧瓶装新酒。同样是炼铁办厂,日本武士们贯彻始终,中国文士们瞻前顾后;拿刀的武士们用军事暴力解决政治矛盾,拿笔的文士们用奏折论战选择经济优先,结果甲午战争后日本经济步步高升,中国经济垂直掉落。
筹集资本的另一个商业途径是土地改革,引导资本投入工业发展。不过这触及中国社会精英的利益,跟抄家的意义一样,是人人闻之色变的做法。讽刺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因为农民经济问题而引起,中国历史一直在一个长期和平,但每隔300年一次的全国性暴动周期中循环。小说“赛金花”写实的表现了农业社会中大地主的社会经济影响力。假使有个开明而且科学的地主投入研究炼铁,也出资成立炼焦厂,开始点火制铁,就算有条件再好的当地传统农具和锅具市场也无法消化这些铁,所以他最后只能破产,炼铁效率越好,越符合利伯维尔场经济定律,多劳多得,他破产也越快。如果他再赌一把,建设与民争利的铁路,他得担心抢了漕运的工作或者被信仰风水的群众破坏,最好的下场是政府出钱把他的铁路买回来。开展铁的贸易也不行,因为被列强们垄断托拉斯,他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打败全体西方钢铁工业。他只能当个洋翻译或是帮洋人买卖物资的生意人,这是当时赚钱的上上策。

台湾经济的困局与未来末篇(下)--失败的民主

1949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首次有机会在台湾推动属于自己的工业化,日本总督为国民党完成很多基础工作,剩下的工作是解放佃农。二二八的镇压和土地改革使国民党成为台湾的本土统治集团的世仇。经历“血与火”的国民党迫于世界形势需要工业化振作自己,但起点比明治维新的日本更低,还得应付庞大军事开支和难民问题,靠着大陆带来的少量黄金,国民党暂时稳住军心。
万事起头难,蒋介石发布义务教育的法令,用公职安排部分来台的难民;发布军令,用凤山整训解决国军的山头派系;发布戒严令,用军法维持社会秩序。“糖与米”成为台湾的工业化火车头,用农工业剪刀差和肥料交换的方式把农业所得引导到纺织工业(英国最早的工业),同时提高关税,保护市场,扶持台湾的本土企业,义务教育则为台湾未来的产业发展做好基础。1960年台湾的百姓生活已有改善,但是台湾的整体经济面貌还是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党员们”在蒋介石的领导下,遵循专业官僚的指挥,继续为“反攻大陆”的大业而努力,党国资本主义让人看到初步成效。
1960年欧美国家出现第一波劳力密集的产业外移趋势。台湾的技术官僚尹仲容和严家淦认为这是一个机会,1966年在高雄成立加工出口区,可以看作是大陆今天遍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1.0版本。为表示对经济建设的支持和授权,蒋介石让严家淦出任副总统和行政院长。加工让台湾变成美日两国的配角(刷盘子),但也让台湾第一次有能力累积外汇,而不再是殖民地时代供养日本的经济奴隶。电器、纺织、塑料等轻工业开始发展,许多台湾家庭的“客厅即工厂”,用小作坊的形式参与加工出口。此景如同今日的珠三角、浙江和福建的部分地区。
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机使发达国家陷入经济不景气,加上退出联合国,种种原因使台湾经济陷入危机,迫使台湾进行第一次产业升级。这个产业升级的核心是重化工业和造船,外加高速公路及铁路电气化。与共产国家强行上马重化工业不同的是,台湾选择农业-轻工业-重化工业三部曲这条道路。没有饥荒的原因是台湾的“糖与米”,而且处于英美刺刀保护之下,这是台湾可以用三部曲展开工业化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台湾经验的核心内容。
1979年台湾政府把机械、电子、电机、运输工具栏为“策略性工业”。在党国资本主义模式下,台湾快速发展。不可小看制定这些目标的国民党“外省党员们”,他们确实掌握工业化背后的核心秘密,昔日的颠沛流离和战火历练让他们全力以赴。1980年,台湾创立新竹科学园区,也是今日大陆高新技术开发区的1.0版,使台湾首次能跻身世界IT革命浪潮,即使它最后成为一个技术密集的加工出口区,但这个对1950年的农业台湾来说,已是非常光彩的成绩。它是今日台湾经济成长的最大动力,也是维持今日台湾中产阶级的最重要支柱。
党国资本主义是如何具体发展这些产业的?资本从哪里来?
国民党首先成立中央财政委员会(财委会),下辖中央投资和光华投资。这两个单位是党营事业的财政发动机,台湾最早的新兴电子就是100%财委会持股,于1970年创立。这很容易理解,因为IT革命是全新的概念,台湾没人有能力大胆冒进,只能由国民党出资1.8亿台币。国民党的冒险下注是正确的,1980年联华电子成立,总资本26.25亿台币:交通银行7.2%、台湾经济部6.5%、光华投资4.9%、私人投资合计2%,技术人员来自台湾经济部所属的工业技术研究院。这次多了私人参与,但如果没有初始的冒险下注,能吸引私人资本吗?台湾、中国大陆、日本这些后进经济体如果没有这种官方主导的参与行为,只能永远落后。
工业生产需要的配套产业,工业气体、钢铁、生物技术开发中心、纺织工业研究中心、电机制造等不胜枚举。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技术的含量也随之增大,这还需要教育部门编辑合适的教材以便有系统的培养人才,需要整个政府的横向合作和纵向分工,更需要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以便保护国内市场。中国大陆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与台湾的国立编译馆都肩负着这个任务。国民党成为台湾的经团联,共产党则成为大陆的经团联。中国共产党独立面对美苏冷战的军事对峙与外交的风云莫测,需要直接上马自己的重化工业以支持自己的军事武装,这是无奈之下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海峡两岸除了工业化顺序不同,一个大中国,一个小省份,工业化精神则几无二致。
投资不见得成功,失败所在多有,国民党的投资有失败的,但是贪污却很罕见。蒋介石很清楚吏治是如何让他失去“大好河山”,靠着威权独裁和军法治罪,国民党总体上能让台湾的工业化平稳过渡,从1950到1988年,国民党的两位蒋总统用38年努力使台湾全体人民享受工业化带来的好处,不再“男为奴、女为娼”,被当作“殖民补充”的日本“皇民”,台湾经济在党国资本主义的模式下甚至开始进军原本只属于发达国家的高附加价值产业:汽车。1986年,台湾的裕隆汽车成功制造出飞羚101型汽车,如同今天中国大陆的吉利,底盘和引擎都是引进的,但其它都是台湾自产的,改进版的102型汽车甚至有出口荷兰的记录。最后因为缺乏商业策略和成本因素黯然败退。
为什么裕隆汽车失败了?1985年台湾政府实施《六年汽车工业发展方案》,内容包括降低关税和国产率等,裕隆失去能了成长茁壮的机会。政府的错误随时能改正,可是更大的阻力来自日本。日本经团联的成员包含日本汽车制造商,为了维护日本产业的世界利益,日本厂商团结一致的对抗裕隆。今天的裕隆汽车只是一家汽车经销服务站。它只能靠更灵活的手段把自身资本进行国际化运用,美其名为海外扩张,实际上跟投资银行没两样,赚钱只剩下金融赌博。与此同时,它的员工必须面对生活中更多不确定的因素,包括失业。
丰田汽车能登上世界第一的宝座,靠得不只是自己的技术研发,还包括国家级别的商业打击,日本在台湾实现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我们可以看到成也经团联,败也经团联,裕隆当时如果能得到国民党的密集支持,今天会是不同的光景。瑞典的Volvo汽车在1927年生产自己的第一辆车时,还没有现今如此高效率的物流系统和生产能力,他们有时间可以在几乎空白的国内外市场自由发展。瑞典人口不到1000万,但他们拥有两家世界级汽车制造商:Volvo和Saab,原因是发展时间充裕。
我们再一次看到工业化后进国家为了推展自己的工业化,在整个过程中需要巨大的投入与努力,才能拥有自己的空间。但只要道路选择正确,加上耐心等待,一定会丰收。台湾裕隆、日本丰田、瑞典Volvo为我们提供汽车发展不同的教训。
在航空工业,蒋经国领导下的国民党制造出属于自己的教练机:AT-3。就如同日本的“大岛型”高炉一样,虽然发动机是美制的,但它为台湾的航空人才培育实现零的突破,并且为后来的IDF作出巨大贡献。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转变台湾历史方向的重要人物李登辉就任总统。这个外号“岩里政男”的男人曾是日军的高射炮部队军官。他上台时,国民党这个经团联工业体系依然运作正常,但还是由外省人主导,李登辉迫切需要集中权力到他手里,来稳定内心的不安全感,民主化是最好的道路,因为占人口过半的福佬人一定会掩护他摆脱这个被动局面。
政治运动需要金钱,兼职工是靠不住的,李登辉需要自己的全职人马来对抗所谓的“外来政权”,但此时的他却是这个“外来政权”的领袖。在李登辉的授意下,国民党内部成立“集思会”。金钱的掌柜则是刘泰英,身为党主席的李登辉让他掌控国民党的金库,开始用各种管道扶持外部的民进党,台湾的民主肥皂剧开始上演了,年复一年越来越高潮,等到1996年的台湾总统直选,解放军甚至以发射导弹的方式参与这场盛会,美军的航空母舰也参演,一时之间举世瞩目。能走到总统直选这一步,李登辉可谓散尽国民党家财,股票能卖的卖,能民营化的就民营化,“国库通党库”的战略格局,让他在民主化过渡阶段里的所作所为,跟大开绿灯没什么两样。美军的航空母舰不是免费的,台美之间的各种政治游说都需要金钱打理,再加上各种政治选举的竞选开支,这一切最终都转嫁给国民党这个台湾的经团联头上。
为了发展“盟友”,李登辉想起日本。“台日合作”需要一些更特殊的良好气氛。要营造这样的气氛,李登辉需要改变1950年来台湾人对日本的历史观。于是“日据时代”成为“日治时代”;“台湾光复”变成“日本终战”,一切都不新奇,花样还能更多。台湾的福佬精英对日本的五体投地,还有种种让大陆人无法理解的行为,包括参拜靖国神社,除了要掩盖他们曾身为汉奸的史实,另外一个理由是彻底垄断台湾的“经团联”,把台湾的经济成果搜刮到自己口袋里。由于1950年的国民党需要稳定的秩序以推动工业化,这是一笔至今没有清算的帐。1970年代欧洲学生运动的一个重点,是反思自己父母那一辈人在二战时期屈服于纳粹淫威,因此转变为叛逆的世代。在国民党的戒严统治下,学生运动只能以保钓(钓鱼台)运动的狭窄范围出现。保钓是爱国的,但1990年3月发生的台湾野百合学生运动,却只是一场政治秀而已,这些所谓“学运世代”有相当数量的人成为李登辉的外围盟友,为肢解国民党而全心全力。
跟清朝面对列强侵略一样,国民党这个经济发动机在一波又一波的五鬼搬运下,逐渐无法承担推动台湾工业化的使命与责任,工业化需要的集团式横向合作和纵向分工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虽然台湾的晶圆代工和相关电子业发展的越来越好,但经济瓶颈开始出现。首先是利润率降低到只有15%以下,而欧美日高科技产业的利润率却有40%,这还是台湾政府以租税优惠和优先银行贷款作为变相补贴手段才实现的成绩;国防采购预算的88%专门用来购买美制武器,台湾的国军将领甚至变相成为美国的说客,认为美国货可靠性能好,能满足军事的高标准要求。这些国防开支在台湾追求民主化的过程中,因为两岸关系日益剑拔弩张而变得越来越必要,只因为要应付来自中国的威胁与挑战。为了保持台湾军事上的战术攻势,即使排挤教育和社会救助预算也要打落牙齿或血吞。世界先进武器“没有我不敢买,只有你不敢卖”。在“爱台湾”政治赛局中,国军恨不得一夕之间变成沙漠风暴中的美军,佣金回扣种种非法行为横行,“贪生怕死速进此门,升官发财请来此处”成为国军军官今日的真实写照。二战国军战力最强的是美械师,过了几十年的今天,国军为了维持战力需要更多的美械来组装美械师,但对岸的解放军却已经拥有自己全套的军事武器。
台湾民主化是以消灭国民党为代价的。不管发达国家的专家如何劝说国民党台湾没有钢铁市场,进口品可以替代。经历战火历练的“外省党员们”却无论如何也要建立台湾的“中国钢铁”,只因为他们明白工业化的重要性。岁月催人老,曾经的精英技术官僚已逐渐凋零,他们的接班人是透过民主化政治洗礼的“本省政客们”,“本土VS.外来”是台湾政治闹剧的核心价值,这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台湾根本没有环境培育自己的工业技术。电子业发展的越蓬勃,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就越大。要生产高科技产品不难,需要的也不是技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不管DRAM或者面板,其实只要会打算盘就行,设备可以租,原料可以买,自由贸易很方便。
芯片的主要原料是硅(Si),需要开发出硅生长炉来制造多晶硅,然后用其它的设备把多晶硅拉长,变成单晶硅,这中间需要很多知识来保持产品的纯度。等8吋晶圆或12吋晶圆成型后,需要激光切割,这还是需要技术开发。切割完的芯片需要研磨,需要精密的研磨机械,这样才能开始生产计算机里的CPU。
世界芯片原料(silicon wafer)的最大供货商是日本住友化学。台湾芯片行业越是成长,日本住友化学就赚越多钱。同样是石油化学公司,住友化学可以做,台湾塑料却不能做,原因还是没有技术。日本经团联所属的各产业可以提供全套生产设备,但是台湾的国民党体系却深陷民主化的浪潮中。“汉奸们”进化成“政客们”,他们为台湾新时代的工业革命设下无法突破的玻璃屋顶。
由IT革命主导的工业革命需要更多的理工人才投入技术开发,举凡材料、机械、程序语言、通信、电子等,每个领域都在渴求人力。中国大陆的人才培育是非常扎实的,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学生教材,到大陆学生在国际比赛中的成绩,我们很容易看出来这点。今年中国大陆有1000万人去考大学,65%的人选择理工科。这是历史给台湾产业界的一个机会,台湾产业界有希望在技术开发上投入更多。但台湾的政治气氛却不容许这种尝试,台湾选择“戒急用忍”。学法律的台湾本土集团妄想以法律来阻碍大陆的技术开发,搞不清楚自身任务的正是这些“本土政客们”。在“外省党员们”的领导下,台北推动一次都市更新,也就是今天台北的信义计划区,这是台湾版的高速增长。但中国大陆的北京为了奥运,朝阳、海淀、丰台各区的基建计划足以抵上3个信义计划区,如果再加上全大陆各城市的大规模建设,我们说大陆有500个信义计划区的规模也不夸张。正是这些建设带来的“中国特需”热潮,使得台湾经济的马脚暂时没有露出来,但台湾还是戒急用忍,等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立刻原形毕露而且愁云惨雾。
台湾无法筹集必要的资本进行自我改造,因为台湾把一切资源都投入民主化。爱台N项建设是最新的版本,核心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质量,而是拯救地方失业,并为将来的选举做好准备,这是台湾政治精英的主流意识。台湾不满足当“三民主义的中国模范省”,台湾要当“民主直选的世界模范生”,这才是台湾打拼的方式。民主不杀工业,工业却因民主而死。八年后再次上台的国民党,已经完成旧瓶装新酒的质变量变,变的更爱台湾,自然也不可能完成振兴台湾经济的任务。
今天的台湾经济遇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根本不是偶然,资金不再能有效率的投入技术开发,市场在列强胁迫和“一边一国”的基调下全盘开放,于是台湾有了瘦肉精的美国猪肉;一瓶160元台币的台湾米酒,还有稻米炸弹客。至于日本进口的毒米果自然不能大张旗鼓的调查,只能选择性的炒作大陆的三聚氰胺。
公道放两旁,民主摆中间;若为两国论,一切皆可抛,台湾要争取在一切国际场合上以台湾的身份露脸,展现台湾独立自主的真实面貌,管它WTO还是什么WHO,反正绝对不能OUT。其实拒绝加入WTO就能展现台湾独立自主的真实面貌,但不了解国际现实的台湾人认为加入国际组织才能展现“台湾人民站起来了”,台湾无法接受这种“落后”的选择。
民进党的“党员们”对党国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强力的,他们正确指出其中“极端危险的病变基因”,但是他们无法摆脱自身的狭隘历史视野,他们只能成为“本土政客们”,最后成为自己当初发现的“极端危险的病变基因”,并且以民主化的手段瓦解了台湾的工业技术体系。不但如此,他们甚至使“党国资本主义”变成“权贵资本主义”。台湾电视史上唯一毫无周末区别,随时插播,而且已连播3个月的电视剧,就是由陈水扁家族主演的“赤贫”,其中的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远非精彩所能形容。它反映了台湾今天“就业老大难”的情形,产业只剩微利,当官才是发财的不二法门。台湾经济从推动民主化的第一天起,就在吃“外省党员们”辛苦存下的老本。
台湾经济还有救吗?我认为办法是有的,道路虽然崎岖,但前途是光明的。只是我估计台湾无法接受。眼下的台湾只有两个选择:体面的用一国两制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出兵钓鱼台。
一国两制的好处是可以保存台湾最后的一点尊严,这里就不多说了。我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出兵钓鱼台是一个选择?
挪威有世界上非常好的社会福利,政府没有负债,不止女人可以休1年的带薪产假,男人也可以休1年的带薪产假,因此挪威的人口并没有出现严重的老化现象,它的生活质量使它可以吸引人才,这一切是因为北海油田。挪威的石油基金也被称为退休基金,总值有3500亿美元,靠着特殊的决策体制和人道主义,挪威石油基金成为挪威人民的生活保证。
我们知道钓鱼台附近海域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不管开采出石油还是天然气,台湾产业所需要的资源和资金都能因此得利。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想方设法要侵占钓鱼台的最根本原因。如果台湾能建立自己的石油基金,2300亿美元分给2300万人就是每人1万美元,相比之下,消费卷的110美元根本只能塞牙缝。要就玩大的!
台湾经济不只有民主化的干扰,还有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孩子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金融保险体制,在经济条件恶化下,没有任何外部资金补充,小孩越来越少,台湾的大学在面临倒店的情况下才开始讨论大陆学生入学,由此我们就能看到这些“学术精英们”的眼界是如何辽阔了。位处工业后发集团的台湾经济自废武功,没有钓鱼台的资源根本不可能解决台湾的人口老化。台湾经济每经过一轮选举和爱台建设,国民党对工业技术的支持就越弱,台湾经济就越差,最后出现今天的困局。台湾人口每经过一个世代循环数量越来越少,在素质没有显著提升的情况下,对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
台湾经济为什么还没完全崩溃?因为有大陆的贸易输血。贸易输血是大陆避免台湾出现经济崩溃的不得已手段。如果台湾经济崩溃,代表大陆将提前面对美日的摊牌,稳定才能发展,这才是中国需要的。
大陆目前依然是党国资本主义体制,能进行全方位的产业发展,每经过一个周期循环,使得国家综合实力得到相应的增强。台湾人看到能不酸溜溜的吗?
失去技术开发能力的台湾是没有未来的,会有今天的经济困局是台湾人对政治民主化的咎由自取。台湾经济的大萧条才刚开始,远不到衰退高峰,距离结束更遥遥无期。为什么很多国家民主化却没有富强?因为他们没搞清楚一个核心观念:是不是民主体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持续独立自主的工业化。

来源:http://blog.udn.com/voyager_ho/article
作者:voyager_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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